一、简介
陈封怀(1900～1993)，号时雅，男，汉族，中共党员。客家人，祖籍江西省修水县桃里乡竹炭村，1900年4月1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生物系，曾留学英国皇家爱丁堡植物园，历任庐山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武汉植物园、华南植物园主任、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封怀是植物分类学家，是中国现代植物园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植物园之父”。1993 年4月13日卒于广州。
二、生平
陈封怀出生于诗书簪缨世家。曾祖陈宝箴为晚清名臣，官至湖南巡抚，在任期间，积极革故鼎新，开办矿业，创设时务学堂，任用具有维新思想的杨锐、刘光第等人，使湖南成为当时推行洋务革新的先驱，后亦因此牵涉戊戌政变，遭清廷革职，废斥不用。
祖父陈三立，清末诗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同光体诗派领袖，曾与谭嗣同、梁启超组织强学会，宣扬新学，主讲两湖学院。
父亲陈衡恪(师曾)，民初国画大师，蔡元培延聘为北京大学国画导师；齐白石亦师亦友待之；梁启超称其为“现代美术界第一人”。
叔父陈寅恪，近代大学者，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清华大学四导师，通晓多种文字，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开拓性、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
陈封怀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极浓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金陵中学，继而(1922)升入金陵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爱国青年和工人纷纷声援，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陈封怀也愤然离开了这所教会学校，宁愿损失学分，转入国立东南大学就读，师从我国名植物学家胡先骑、陈焕镛，1927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陈封怀先后在吴淞中国公学、沈阳文华中学教书，薪水虽然较高，但为了事业上的发展，一年后转入清华大学，任工资较低的助教，1931年又争取进入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只领半薪，每月150元，前往河北以及黑龙江镜泊湖一带进行艰苦的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为自己打下了扎实的植物分类学基础。1934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留学，除了进行报春花科和菊科的深入研究外，还前往欧洲诸国考察植物园的建设与管理。1936年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倾注于我国的植物园建设事业。
陈封怀于1936年7月回国，在北平稍事停留，即偕夫人一同到庐山植物园报到，任园艺技师，具体负责建园工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使植物园粗具规模，并确立了以引种松柏类植物为主要方向，引种植物达3000余种，与国外36个植物园、树木园建立了种苗交换关系，在国内外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正当建园工作取得蓬勃发展之际，1938年日本侵略军突破长江天险——马塔要塞，继而占领九江，围困庐山。当时植物园其他领导人已先期下山，陈封怀仍坚守岗位，遣散员工，将贵重标本、图书寄存美国学校(当时日美尚未宣战)，直到敌人逼近山下，才与已有身孕的妻子仓皇从山南小路步行下山，经黄老门逃至南昌，再几经艰险，经湖南、贵州，随难民潮逃到昆明，在已撤退至昆明的静生生物调查所任研究员。
1942年秋至1945年任中正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5年日寇投降，陈封怀再次回到庐山，但当时庐山植物园只剩下断壁残垣，园内荆棘丛生，满目荒凉，过去引种的珍贵植物损失殆尽。在这样极端艰苦困难面前，陈封怀毅然挑起了恢复植物园的重担，出任园主任。在一间仅存四壁的房子上，盖上茅草，一家四口住了下来，设法召回一些老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始工作。当时静生生物调查所能提供的经费极少，陈封怀不得不前往南昌中正大学兼任植物学教授，把部分工资补贴园内日常开支，另一方面开展生产自救，在园内种植良种马铃薯和蔬菜，出售部分种苗，换取经费，以维系植物园的生存。
为了维护植物园，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存在政治上的干扰和压力。1947年秋，牯岭“美庐”(蒋介石、宋美龄别墅)派人擅自来园挖取“红枫”，遭陈封怀严词斥退，不料事情闹大，导致当时的江西省长王陵基和庐山管理局长吴仕汉出面，要陈封怀“割爱”，但陈始终坚持原则，声称植物园一草一木均为国家财产，不属个人，无爱可割。不久在植物园侧，通往星子县的路边增添了一个“检查站”，便衣人员不时以借书为名，进入他家，对他进行监控。
新中国成立前夕，庐山出现了一段“真空”，时期，土匪、国民党散兵游勇猖獗时，人心惶恐，纷纷逃避，而陈封怀一直坚守在园内。一天深夜，一群土匪果真闯入他的住所，将他五花大绑，搜刮财物而去。幸好不久解放军进驻庐山，终于使我国当时唯的植物园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省人民政府建设厅(后改为农业厅)接管庐山植物园，并调陈封怀下山任江西省农科所副所长。
陈封怀处事很随和，没有架子，对一般问题很少坚持己见，但对一些原则问题又十分固执。临近新中国成立的前几年，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南昌的中正大学也经常有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慑于学运，决定将中正大学从市郊迁往偏僻的庐山南麓白鹿洞。当时陈封怀兼任中正大学教授，校长萧遽亦为清华大学校友，深知陈封怀的为人和品德，而且新校址又在庐山，因此决定将新校舍基建拨款汇入庐山植物园账户，并授权陈封怀管理。后来因为解放战争发展迅速，工程一直未能启动，而当时国民党经济已濒临崩溃，金圆券迅速大幅度贬值，人们争相抛售金圆券，抢购银圆、金条等硬通贷。眼看这笔基建巨款日日缩水，许多好心人都劝他把钱取出来，换成银圆，只要过几日，再把原数的金圆券存回去，从中即可大赚一笔，对个人、对植物园都有利，但陈封怀认为不可，一直坚持无校方通知，不可动用。当时无人理解，都说他太傻。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清査这笔款项，通知陈封怀下山交代问题。当时人们无不为他担心，恐他此去就回不来了。在南昌，办案人员无一相信他的陈述，认为在旧社会不可能有这样有钱不取的人，一定要他承认挪用公款和贪污。陈封怀一时气急，一拍桌子把一个印色盒砸烂了，气氛十分紧张。幸好此举惊动了军代表杜雷同志(后调任华南农学院党委书记)，吩咐暂不作结论，并派专人上庐山银行查账。结果事情很快得到澄清，这笔款项确实原封不动在账上，未曾动过，只是早已一文不值了。
1950年10月，庐山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接管。当时陈封怀因调任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已移居南昌莲塘，各方面条件均较庐山优越，孩子也到了入学年龄，本可从此享受稳定生活，但为了植物园的发展，陈封怀又再次上山，任植物园主任。陈封怀有二子，长子贻松，次子贻竹，学习成绩均极优秀。1952年贻松升初中，但当时庐山仅牯岭有一所规模很小的中学，到植物园须步行10余里山路，又无寄宿条件，不得已将贻松送往北京亲戚家寄住上学，不幸感染脑膜炎夭折。老年丧子，使陈封怀夫妇感到无法形容的内疚和痛苦。但他仍坚持工作，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植物园不仅恢复了战前的规模，并扩大了苗圃、茶园；新建了温室区、松柏区、灌木区、草花区、岩石园、标本馆；编写了《庐山植物园栽培植物手册》；发表了《中国报春花研究补遗》、《庐山及其邻近卫矛科植物研究》等学术论文。
陈封怀夫人张梦庄，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曾任教于多所学校。“抗战”时期感染肺病，又随陈封怀颠沛流离于云南、江西之间，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和有效的治疗，致使发展到晚期，无法根治，经常咯血，但她仍主动为青年科研人员补习英语。当时参加学习的有邹垣、王名金、胡启明等，他们的英语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终生受益。
1953年，正当陈封怀计划从繁重的建园工作中腾出手来，深入研究自己的专题(报春花)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决定在南京建立南京中山植物园，任命陈封怀为植物分类研究所华东工作站副主任，主持建园工作。于是又从选址、征地、迁移居民开始，白手起家，在南京郊野建园。又是三年的辛勤努力，园区的建设工程基本完成，科研工作也走上正轨，药用植物研究和果树资源调查都取得显著成绩。
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决定在武昌建立武汉植物园，并多次向中国科学院请示，请调陈封怀前往主持工作。为了顾全大局和植物园事业的发展，陈封怀又一次放弃了在南京已开始安定的工作和生活，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工作。武汉植物园位于武昌磨山，距城甚远，当时甚至没有公交车可到达。陈封怀与其他职工一样，住在植物园工地临时搭盖的宿舍中，每周回武昌小洪山家中一次。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陈封怀已年近花甲，仍和年轻人一道赴神农架深山老林进行野外考查，引种挖苗，很快就把武汉植物园的架构搭建起来，根据地区特色，明确以研究水生植物和药用植物为主，一并开始编写《湖北植物志》。
1959年底，华南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成立，当时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园”，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为了加强领导，使它尽快进入世界名植物园行列，根据他以前的工作经验，1962年中国科学院又将陈封怀调任华南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华南植物园主任，主持植物园全面的建设和发展。1964年他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华南植物研究所下放广东省，改名为“广东省农林水科技服务站经济作物队”，华南植物园改名为“玉米良种繁育场”和“红卫药场”。1979年华南植物研究所恢复，百废待兴。陈封怀出任所长，当时他已近80高龄，仍不辞辛苦，日夜操劳，直至1983年。从所长职位退下后，他又被授予“名誉所长”的荣誉。
陈封怀虽然只在上述四座植物园工作过，但我国20世纪50-70年代建立的许多植物园都有他的参与，或请他审查规划，或请他亲临指导。
陈封怀在国外的同行中也有广泛影响。1963年应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邀请，赴平壤工作三个月，协助规划中央植物园。1964年又与蔡希陶、萧培根出访西非加纳等四国，在国际会议上作了题为“新中国植物园的发展”的报告，并引回了一批珍贵植物种子。1981年，第九届国际植物园协会在澳大利亚召开，尽管此时已81岁高龄的陈封怀未能与会，但由于他在植物园科学事业中的贡献与成就，仍被增选为国际植物园协会常务委员。
三、学术成就
植物园兼有开展植物学研究、保护植物种质资源、普及科学知识和建造优美环境，供广大人民群众游览、提高生活品质的功能，是一个综合性极高的机构。对于建园工作，他认为植物园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提出了“科学内容与美丽的园林外貌”相结合的建园原则，并明确指出，造园应“古为今用，吸前人之精粹；洋为中用，去国外之糟糠。集国内外之大成，继传统之所长，光辉照耀”。这一理念在他主持建造的几个植物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进行建园的同时陈封怀也十分重视有关植物园和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问题。他对国内植物园的建设有一整体构想，认为：“植物园应有计划地设置在各个不同气候地区，形成引种驯化网，创造风土驯化、北移南进的有利条件，引种国内外不同地区的植物，以丰富我国的植物资源”。“庐山、南京、武汉、华南(广州)代表了不同的植被地带，在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的引种驯化工作中都能发挥巨大作用”。
关于引种驯化工作，他认为必须从时间、空间和植物自身的生理、生态特点全面考虑，植物在新环境中一定要顺利通过成活、生长、开花、结实各个阶段才能达到传代的目的。各种植物与各种不同气候条件发生不断的矛盾，通过驯化逐步消除矛盾，驯化才能成功，从而提出了“从种子到种子”原理。
在植物分类学方面，陈封怀对报春花科、菊科、毛茛科以及栽培植物均有研究，而对报春花科的研究最为深入。
报春花科是被子植物进化中的一重要类群，分布于全世界，主产北半球温带，种类繁多，有22属，近1000种，我国种类特别丰富，但由于此科植物多数为高山种类，形态变化较大，而且标本资料较少，在分类上难度较大，无人做过全面的整理。
关于报春花科的亲缘关系，历来存在不同的学术观点。陈封怀全面清理了我国报春花科植物的种类，共13属517种，并进一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从理论上对该科植物的演化、地理分布和起源，做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新的系统和学术观点。由他主持完成的科研成果“中国报春花科植物系统分类研究”分别获1993年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199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四、参考文献
1、陈封怀，1965.关于植物引种驯化，植物引种驯化集刊，1；7～13
2、胡宗刚，2005.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3、胡宗刚、2008、胡先林先生年谱，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4、汪国权.1990.庐山草木随笔、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5、张求会，2000.陈寅恪的家族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6、中国科学家词典编委会，1980.中国科学家传略词典(现代第一辑)。北京：科学出版社Chen F H. 1958. Botanical gardens in new China. Bot. Mag. Tokgo, 71 : 353-358
(撰稿人：胡启明、汪国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