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0年，饥荒席卷中国大地，饥饿也在向我们在城市生活的居民们袭来，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但我还是有一分基本的定量，我们还是没有经历真正的饥饿。这年九月中旬的一天，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党委书记谢文生同志派通信员到植物园通知我，要我马上到武汉大学珞珈山白公馆见湖北省委秘书长单一介同志，我不知道为什么？赶忙赶过去。
我不认识单一介同志，赶到那里我说明来意，单秘书长对我说：‘文生书记给我介绍过你了，找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紧急任务，现在农村缺粮了，群众饥不择食，吃草根、树叶、野果都拿来食，很多人中毒了。现在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清楚那些植物可以吃？如何吃才不中毒？’
我深感责任重大，回来后即向李春祥主任汇报单秘书长的指示。春祥同志很重视，当即表示，他亲自挂帅，由我组织一临时小组来突击。当时正好刚从华中农学院分配来一批新同志，柯治国、刘世叶、黄侠民、林厚豹、陈卓良、陈前綷、刘绍塘、刘裕宣、赖光武等都参加了这个突击小组，请王秋圃先生查阅史书，了解民间救荒食物。那时节已入秋，树叶开始发黄，我们四出采树叶，参考国外关于制作叶蛋白的资料，加工制成叶蛋白‘豆腐’，可以去毒，改善味口。我们日夜试验，自己也品尝试吃。
参照史书资料结合我们的试验结果，我写了一份材料交给湖北省委，作为帮助农村群众选择食用野生植物充饥参考。
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事后，为准备与苏联打仗，中央把东北主要工业企业迁往内地三线。大庆油田迁往湖北潜江，开发江汉油田（五。七油田）。数万石油工人家属，大批钻井设备，日夜兼程奔赴湖北，会战江汉油田。
江汉平原由于地质结构特殊，钻井泥浆需加入一种处理剂----羧甲基纤维（CMC)。这种产品我国不能生产，因为是战略物资，西方国家从来对我国封锁，以前是靠从苏联进口。现在要和他开战了，进口的路没有了，只好土法上马，从植物中找植物胶来代替。可利用的植物胶必需能耐高温、高盐、耐酸、耐碱。
一九七0年元月大庆油田泥浆连李淑莲工程师、技术员王志良等五人来到武汉植物园进行合作攻关会战，我园则调集当时能调动的科技人员20多人参加会战，我和候嵩生刚从部队煅练回来，也参加此项攻关任务。我们组成多组采集队到各地采集含胶植物叶片，日夜提胶液测试。最早确定利用的是一种土名叫‘狗骨头’的植物，这是一种樟科植物，小乔木，越冬时叶片干枯但不落叶，也叫‘假死树’。这种植物在华中各省丘崚山地都有生长，资源丰富，虽然其胶体对酸、碱、盐、高温耐性较差，只好加量施用。从县、区到公社、生产队，发动群众采集、研磨。这样在湖北农村出现村村、户户采磨‘狗骨头粉’的群众运动，大量‘狗骨头粉’源源运往五。七油田。但是运输量太大了，那时农村不通公路，全靠板车拉公社或大队所在地，再用汽车运往油田。李淑莲工程师提出提取胶液干燥，不运叶粉，只运胶粉，减少运输量，我们又投入提取和干燥工艺流程的试验。
那时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领导清队、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大批同志被送进省、市办的学习班，人员减少，实际在工作的只有我和李新明、呂爱华、张应汉、万才淦、吴玉兰等。在研制‘狗骨头’干胶粉的同时，我们仍继续新植物胶的筛选，采集样品的范围扩大到广东、广西亚热带的植物，经测试，生长在两广的假蘋婆叶片不仅含胶量高，而且胶的质量也好，其抗高温及抗盐、碱、酸的性能可以和羧甲基纤维比美，油田也很满意，派技术员前往广西调查资源含量，后因资源量不促而未能采用，还是继用‘狗骨头’叶粉。
联合攻关到五月李淑莲工程师和油田泥浆连技术员撤回油田，安排我们自己继续进行研究。油田的开发是很保密的，一般外人是不能进入油开发区内，我们这些人虽然‘光荣’参加会战，但却不能去油田现场看一看。六月园革委会派革委会工人委员赵克山、蔡德炳前往油田，回来后，据说油田方面接待不热情，就叫我们停止了这项研究工作。至此结束了这次会战，我又接受新的突击研究任务。（战粮食--1）
粮食问题始终是中国各级政府和老百姓心中的纠结，‘备战备荒’、‘深挖洞，广集粮’都离不开粮食。1970年五月在我们停止了‘五。七’油田钻井胶攻关会战后，湖北省科委（当时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下放到湖北省管，改名为植物研究所）又给所里下大新的攻关任务。
根据国外研究报到，用核酸赤霉素和秋水仙碱按一定农度配合处理水稻种子播种。可以提高水稻产量20一25%，当然这个无题是增产的措施，比育种来得快。我国需要粮食，外接粮食，需要粮食。省科委招集科学下放到湖北省管的三个生物研究所（水生所，徽生物所，植物所）开会研究决定由水生所负责研究核酸，徽生物所负责赤霉素，（920）生产，植物所负责秋水仙碱的生产。三所联合攻关会战，由植物所负责后续的田间实用试验。
秋水仙碱是从秋水仙这种植物的球茎里提取生产的。而秋水仙是欧洲X国的特产，他们也垄断秋水碱的生产，这种植物是不能出口到其他国家的。因此，要解决秋水仙碱的生产问题，只有在我国的植物资源中寻找含秋水碱的植物，为此，在武汉植物园掀起了一场寻找秋水仙碱植物的一场‘大战’。那时工宣队进驻植物园，这一项工作由工宣队直接领导，我组织了当时可以调动的科技人员，有植物园的，分类室的，植化室的，有20多人，连老先生付书遐，王秋圃都上阵了。我们组织数个调查采集队，分赴湖北各地区采集植物样品，后来还湖南、江西、广东、云南采集植物样品。由我、张应汉、屠治本，李新明，吕爱华，万才淦，吴玉兰等在实验室攻关测试。我们日以续夜的在实验室做分析测试工作，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在所测试数以百计的植物样品中，没有找一种是含有秋水仙碱的。
我和治本赶去华南植物园看标本，查资料。知道在中国植物中只有嘉兰和丽江山慈菇含秋水仙碱，嘉兰只分布在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资源极少，且所含成分复杂，难以利用。丽江山慈菇分布在云南昆明到大理、丽江一带，分布地域较广，且所含成分单纯，易以分离提取。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丽江山慈菇，八月我和张应汉同志奔赴昆明植物研究所，在植化验室周俊主任的指导下，我们找到了丽江山慈样品，并进行了秋水仙碱的分离提取试验。回到武汉后，继续做提取与提纯试验。九月上旬我又和万才淦去大理、丽江采集，丽江山慈菇好是好，但资源也很有限，球茎小，植株矮小，采集困难，要大规模生产应用困难也大。因此，我们提出了进行人工繁殖栽培丽江山慈菇的方案。9月底又派出采集队去云南采集种子、球茎，开始进行人工繁殖载培试验。至此，我又把秋水仙碱的工作交给侯嵩生同志，我又接受省科委下达的新任务，也是工宣队直接抓的攻关任务。（下文‘战粮食’--2另述）
1970年9月下旬，我和万才淦从云南采集丽江山茲菇回来，工宣队队长张子平找我去谈话。他给我讲（大意）：现在准备跟苏联打仗，第一汽车制造厂数万职工家属撤到十垸建二汽，粮食、蔬菜全都得从外边运进去，那里本就是穷山区，群众生活本就困难，现在更困难了，省委张体学同志指示，植物研究所应该到三线去为三线建设和那里的群众服务。现在找你来就是想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你把秋水仙碱的工作交给别的同志，着手去组建一个研究组去完成省委交给的任务。
第一步，我组织了一个‘三结合’（革命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考察组（李春祥、黄江茍、黄国振），10月底至12月我们到郧阳地区考察，以十垸为中心考察了郧县、均县、房县和郧阳地区农科所所在地----郧县黄龙公社柏林大队。经研究决定与郧阳地区农科所合作攻关，利用他们对当地自然及人文的了解，开展研究工作更为有利。我们又赴郧阳与地区科技局和地区农科所协商，经公同商议，他们都很高兴，欢迎进行合作。地区农科所连年几经搬迁，没有土地，没有设备，只有十来个人，也们有研究课题、项目，但他能吃苦耐劳，富有实践经验，很敬业，虽长期居宿农家，但他们努力去做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和他们合作互补性强。工宣队、革委会同意我提出的方案，与郧阳地区农科所合作攻关，也取得郧阳地区科技局的支持。
接着在1971年春，我组建了由老工人和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组，成员有工人黄江茍（代表党支部）、卢子卿，科研人员有黄国振（作物育种）、黄侠明（植保）、武显维（油料植物）。（说实在，那时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研究组也不容易，因为很多科研人员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我们多次到地区农科所商讨具体事宜和研究项目，做各方面筹备工作，三月底开始进点驻队。（有一件事我在这里附说一下，就在我们准备去郧郧阳时，工宣队通知我说：邓惠勤调入武汉植物所已批准，调令已下，女儿黄蓉和岳母的户口迁入武汉也都已办妥，要我马上去四川接她们来再下去。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未让我知道或透露任何信息。其实，对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那时我每天提心吊胆的是，说不定那一天会以何种理由拉我出来批斗。记得在做秋水仙植物资源时，几天连续在实验室工作，有一天工宣队负责我们这个组的组长钟元福同志来到实验室叫我：‘黄国振跟我走’。他也没说清带我去那里？要做什么？我只是默默地跟着他走。心里在想，这回该是批斗到我的头上了，我在想像着面对被批斗的各种场面。等走到我住房门口，他要我把门打开，命令式地对我说：‘进去，把钥匙给我，好好给我睡两天，饭有人给你送’。啊！原来工宣队是关心我，爱护我，要我能好好休息。）四月中旬我奔赴四川双流接家人来武汉，我们团圆了，在那岁月能做到这样，恐怕是极少极少的，特别是我岳母的户口是在边远广西山区，能迁入大城市武汉，真是太难太难了，然而，工宣队都办到了。待把家略安顿好，我就一头扎到郧阳山区十垸去了。
黄侠明、武显维、黄江茍已先期下去，那时地区农科所的人员和地区920厂住食在一起，他们也在那里住。卢子卿与我同行，待我们到达时已没地方住，被安排在柏林大队第一生产队住，但那一家都不愿接受我们进住，（我很理解，他们确实是太困难了）。天也快黑了，生产队长和贫协主席借来两块门板和四条长櫈，在煮猪食的草棚里搭起两张床，草棚里成群的苍蝇、蚊子，臭气扑鼻，睡到半夜下了倾盆大雨，草棚漏水，我们只起来顶着脸盆接雨，那种情景就可想而知了。在草棚里住了有一个月，贫协主席让我把门板床搬进他家堂屋住，后来又搬到楼上，我的床就架在两口棺木旁，（那里的习惯，中老年人都为自己百年后事准备），我在那里一住就几年，直到最后撤离回所。食饭也成问题，按当时的政策，下基层的工作组都要在群众家吃‘派饭’（一家家轮流吃），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接受，都说家里没有什么食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定量很低，强劳力每月20斤（还是带壳的，因怕群众几顿就吃完，每10天才发一次，细水长流）。我深深感到那里粮食问题的严重性，也体会到张体学点名要植物所去山区为三线做工作的重要性。有一次第六生产队黄老队长（老共产党员）悄悄问我“小黄同志，你见过饿死人吗？”我说：“听说过，但没见过”。他说：“1960年我们这里饿死不少人，老人把能吃的东西留给小孩食，自己饿死了，粮食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有过沉痛的教训。”从老队长的话我想到1960年湖北省委单秘书长交给我的救荒紧急任务。
我们做了以下的工作：
1. 把地区农科所和植物所科研人员统一编组，按作物分成水稻组、小麦组、玉米组，由我统一指导。
2. 经大家讨论分析，认为盲目推广双季稻是减产的主要原因，早稻亩产四百多斤，晚稻基本是绝收，（那时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粮’）而种一季中稻可收800斤以上，再种一季冬小麦可收400斤，加起来是一千多斤。我们决定在柏林大队推广种植一季中稻，一季小麦或一季玉米一季小麦两熟制。
3. 组建柏林大队农科所做种植示范试验，由我直接指导。
4. 广泛引进省内外优良中稻、小麦、玉米品种及玉米自交系；进行评比选优利用；开展杂交育种研究。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效：
（1）通过改双季稻为稻麦、玉麦两熟，到1973年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口粮问题，他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了。然而，那里的问题不只是粮食问题，他们真是太穷了，连买点盐都是靠家里集几个鸡蛋到供销社去以物易物换的；（2）经过比较试验，初选出一批玉米单交品系，后来又从中选出一个优良品系，定名为郧单一号，这个品种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在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广东六省区中低山区推广种植五千多万亩，获得湖北省科学大会奖，全国科学大会后，湖北也开了科学大会，郧阳地区农科所余榆林同志来参加开会领奖，来到我家里报告这喜事并表达感谢；（3）地区农科所的研究工作也渐上轨道，1973年从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下放一批科技人员到郧阳地区农科所，充实了科研力量，可以逐渐接替我们的工作。
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后，胡耀邦同志来中科院主持工作，重抓基础研究，我奉命撤离回所，1975年我最后一个撤离，全部研究工作移交给郧阳地区农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