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分类研究室有为外单位鉴定植物标本的职责。由于李先生对本省常见植物及其分布很熟悉，所以分类室主任傅书遐教授很喜欢将这类任务交给李先生去执行。傅先生说：“老李只要看一看来人带来的标本，问一问从什么地方采来的及其分布情况，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植物，再到标本室去核对一下，很快就鉴定出来了。这个“活字典”帮我解决了许多麻烦事，节省了我很多时间。上世纪90年代我搞“芦苇研究课题”，要求我帮助鉴定植物标本。我顾虑到自己不是搞“植物分类的”。鉴定结果缺乏权威性，但又不宜推诿。我就将此任务介绍给李鸿均先生，李先生利用假日及星期天就鉴定出来了。未收对方分文劳务费，但得到了对方发自内心的衷心感谢！”。 

在野外调查采集的时候，他对一些特殊的地方一定要亲自察看有无特殊的种类，有汉有不可忽略的植物种类。七十年代后期，他带我等四、五人去鄂南九宫山林场采集某些百合科植物，供提取植物生长素的原料。他听带路的老乡说：“有一个很阴湿的陡崖上，长着很多稀奇古怪的植物。”他听后决定马上到该处去。到了该处，崖壁又徒又滑。带路的老乡说“你们不能上去，很危险。你们在下面指那一种，我就采那一种，丢下来就行了。”但是李先生坚持要自己亲自上去，生怕会把有用的种类遗漏了。 

李鸿均先生对湖北的植物资源及其分布掌握得一清二楚。他领队外出调查和采集时，每到一处都要了解和调查当地的植物土特产。如1962年秋，在随县林业局得知该县唐县镇的枣子很有名；还有一处有一大片人工营造的，现在是半天然的油茶林。他却带领我们前去一一调查访问。那时去大洪山有公路或大路，但不通车。李先生就带领我们边走边看，经过2天愉快地跋涉，找到了大洪山的那片油茶林。当公社干部介绍说：“这片油茶树管理简单，只需要春天锄锄草，不必施肥打药，产量高。茶籽含油率高，油香，群众爱吃，茶籽也很好加工。”听后老李很兴奋地说：如果我们湖北的低山丘陵都大力发展这种油茶，该多好呀！我们还愁没有油吃吗？！秋高气爽的十月，正是枣收获的季节。随县唐县镇的枣品种叫称砣枣，枣又大又甜，产量和经济效益高。一位老大爷带领我们察看他们生产队在河边的沙滩地的一株大枣树。介绍说该树常年收千把斤鲜枣，可卖到七八百元，树下发出的枣苗还可卖到一些钱。李先生听了兴奋得不得了。说：“这里的枣子就是好，这一带就是适合发展枣，这一带也能像河南省一样大力发展枣树生产”。李鸿均先生就是这样踏遍了湖北的桐柏山、大别山、武陵山、荆山、武当山及江汉平原的山山水水，把全省的植物土特产及其分布，熟悉得了如指掌。他一心想要把湖北的植物资源开发利用起来，我国著名的植物生态学有侯学煜教授来汉讲学，得知李先生在研究湖北植物资源方面的功底，就多次会见他，商讨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期到八十年代初，他在襄樊区工作过一段时期，时值全国都在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该地区一些单位的领导得知来了一位有声望的植物学家，就来请李先生指导或请李先生帮助办学习班。例如为地区林科所交级工程师，后为湖北省副省长的韩南鹏同志就专门登门拜访过李鸿均先生。襄樊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就因有李鸿均先生这位名师，专门招收了两层（每层一个班）植物学专业培训班。1982年武汉军区某部也来我所邀请李鸿均先生去该部队举办的“备战备荒学习班”讲课和指导战地野外实习。李先生把这此看成是自己“给党给人民做贡献的良好机会”总是非常乐意接受和很认真地去完成。 

在武汉植物所除了从事植物分类工作的同志常常求李鸿均同志外，学其他专业从事引种栽培工作的许多同志也喜欢求教李鸿均同志。如刚刚从事种子交换工作的同志，从事药用植物引种栽培的同志也常请他鉴定和确定植物名称；我们这些从事植物资源调查的非植物分类专业的同志，也要对一般的常见植物有所认识。研究所和研究室的领导也要求我们对当地常见植物有所认识。我不是学植物分类的，但常常分配我去从事某种植物资源的调查，如“湖北省中草药普查”、“黄姜资源调查”。为了便于工作，我必须认识一般的常见植物。幸好我常常能接触到这位博学多识的“活字典”。让我未花一分一文的学费，就轻而易举地认识许多“药用植物”和“常见植物”。在这里我深深体会到，自己能在后半生独立地去完成上级交给的资源调查任务，是跟李先生平日的指教分不开的。 

李鸿均先生能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湖北植物活字典”，除了他记忆力强之外，主要还与他专业心强，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在调配采集时，不怕山高路远，不怕山路不通车，没有车就带领我们慢慢地走，边走边观察路边和沿路山坡上的植物，将某些同属不同种形态有所差异的的植物的枝叶，采摘下来进行观察比较，有时还尝一尝叶子的味道。到了旅社和客栈，跟大家一起压制完标本后，同志们都习惯地趟在床上休息，他却不顾疲劳，仍在用扩大镱观察采集的小标本。并在小本子上做记录。他的夫人说：“他出差回到家不管家务，下班回来吃过晚饭后立即去察看他的标本。”他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地干。他几乎把全省的两三千种植物都看悉了。 

李鸿均先生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对我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970年，湖北省开展全省中草药调查。我所也有数人参加。我们植物所的同志被单独分配到各个人，着重负责“土方土法”中植物方面的问题。为要找到处方中植物药的原植物，压制腊叶标本，搞清楚植物的学名、产地，带回盆栽“活标本”，供进一步鉴定或供扩大繁殖。我单独被分配到咸宁地区调查队，我不是学植物分类的，幸好我跟李先生同事过，不仅向他学习，认识了一些常见植物，而且从他那学到了一些调查方法、调查风格。例如，我去那里都背标本夹、两本大书（苏南植物志和日本植物图鉴）、带海拔表、罗盘仪、采样小锄头。在县、区、公社座谈后我又单独下乡进行深入采访。也许是我的行装特殊，也许是他们知道我是科学院植物所下来的，所到之处的一些老中医或者是年青的医生都对我特别亲热。都很乐意带我去找“处方药”中的原植物，都主动带我去见该处方治发过的病例。他们很喜欢跟我一起查对中草花的学名。就这样，我这个外行也较胜利地执行了上级交给我的调配任务。 

回忆李鸿均先生，再以他为镜子对照自己，深感自己尚未学到他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未完全学到他那种坚强的“决心、恒心和信心”。致使自己未能圆满地完成组织上分配给我的各项科研任务。 

　　                                                                     陈卓良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