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章文才、孙祥钟等一批著名植物学家、园艺学家的积极倡导下，武汉植物园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为我国华中区域植物科学研究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如今，在烟波浩渺的东湖之畔，一座“植物王国”静静生长。这里保存着近1.4万种（含种下分类单元）植物资源，拥有全球涵盖猕猴桃属植物遗传多样性最广、种质资源保有量最丰富的猕猴桃种质资源圃，研究的足迹从华中腹地一直延伸到东非高原。
武汉植物园始终以“国家队”“国家人”的主动自觉，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在我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特色农业资源植物可持续开发利用、水生植物与流域生态安全等关键领域，作出了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贡献。
一、栉风沐雨，奠基立业
历史的时钟回拨到1958年11月11日，中国科学院同意成立“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首任主任陈封怀提出“边筹备、边建园、边科研”，带着队伍一边规划园地，一边深入鄂西北开展植物资源考察。
七十年间，武汉植物园历经数次更名与调整：1958年定名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1963年改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武汉植物园；1972年下放湖北省，改名湖北省植物研究所；1978年回归中国科学院，更名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2003年10月16日，根据中国科学院“三园两所”战略部署，再次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每一次更名，都是一次战略调整；每一次回归，都是一次使命升级。名称变化的背后，是几代科研工作者的执着与坚守。
进入新时代，武汉植物园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机遇。2013年5月，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获批成立，依托肯尼亚园区搭建起国际化科研合作平台，实现了从区域研究到全球布局的战略转型，科研视野从此望向更辽阔的世界。2017年，光谷园区正式启用，科研空间得到极大拓展，科研发展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2020年以来，全园直面挑战、锐意进取，始终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前瞻性科技难题与系统集成瓶颈的突破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全面提升，武汉植物园正以蓬勃的发展态势，向着“建成高水平、有特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植物园”的目标奋勇前进。
二、深耕学科，硕果盈枝
回望来路，风雨兼程；细数成果，缀满枝头。
七十年来，武汉植物园主持或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专项、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00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00余篇，申请专利400余项，授权专利300余项，编撰专著170余部，发布国家、行业、地方等标准50余个，获国家级、省部级成果奖励100余项。
✧从一株到一片，为华中植物建起“诺亚方舟”
1958年陈封怀先生(左4)考察神农架
建园以来，武汉植物园便肩负起守护华中植物基因宝库的重任，长期致力于华中地区珍稀濒危、古老孑遗及重点保护植物的野外资源调查、驯化栽培与回归研究。
截至目前，武汉植物园已保育植物资源总量近1.4万种（含种下分类单元），其中迁地保护的古老孑遗、珍稀濒危及中国特有植物近2000种，基本实现湖北珍稀濒危植物全覆盖。同时，建成了国内保存莲属、荚蒾属及淫羊藿属植物最齐全、最丰富的种质资源库，成为亚热带生物多样性迁地保护网络的重要中心和国家战略植物资源的华中储备基地。
先后编撰出版《中国植物志》（景天科）、《神农架植物》及《湖北植物志》等代表性专著，发现消失近百年的珍稀植物小勾儿茶等，推动建立神农架、八大公山、秦岭等多个大样地，逐步构建起“迁地-就地-近地”多方联动的全域综合型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战略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支撑。
✧特色农业资源植物研究的背后，是数代科研人的接续奋斗
丰富的猕猴桃种质资源
20世纪80年代，武汉植物园启动猕猴桃种质资源收集与系统研究。此后40余年，四代科研人接续攻关，把一件“冷门事”做成了“国家事”。历经接力，全园已累计选育出黄肉、红心和绿肉猕猴桃新品种80余个，建成全球遗传多样性涵盖量最大、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级种质资源圃，成为国际公认的猕猴桃资源保存、研究和品种选育中心。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武汉植物园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自主选育的优良新品种已在全国累计推广近70万亩，技术辐射面积达300余万亩，带动超20万农民脱贫致富，年社会效益突破100亿元。先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等10余项奖项。团队负责人钟彩虹研究员扎根产业一线数十年，先后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国家级荣誉，成为科研人员助力乡村振兴、引领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标杆。
种质创新的思路，没有止步于一颗果子。在药用植物方面，全园保存的淫羊藿资源种类与数量均居我国首位，先后发表5个新种、培育3个国家级优良品种；在草坪草与牧草领域，团队聚焦盐碱地，选育出4个耐中重度盐碱的坪饲兼用草新品种（系），研发出适配不同盐碱梯度的饲草规模化种植模式，并制定4项地方标准；在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开展万余亩滨海草带示范，相关成果获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此外，桃、葡萄等特色经济作物新品种（系）相继育成，遗传转化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关键技术体系日趋成熟。传统“大海捞针”式的育种，正在变成既快又准的“定向撒网”。
✥做好水生植物研究与流域系统治理，守护一江清水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库区
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示范区
水生植物是维持水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生物类群。作为国内最早从事水生植物保育、研究与应用的科研院所之一，武汉植物园先后完成我国全域及全球重点区域水生植物多样性调查，构建起完整的水生植物基础研究理论体系。目前，迁地保护水生植物530余种，覆盖我国70%的国家重点保护水生植物，是全球水生植物资源收集保育最多的研究机构之一。
立足湖北特色水生植物莲，三代科研人接续开展花莲、子莲、藕莲全品类系统研究。1987年出版我国首部莲研究专著《中国莲》，选育出高产优质藕莲品种“武植二号”，首创秋荷系列新品种（系）20余个，实现了秋季赏荷的目标。至今已培育莲新品种（系）近300个，莲新品种在全国累计技术辐射推广150万亩，武汉植物园也成为国内外引领莲研究方向的科研与品种选育中心。
从基础研究到生态治理。20世纪80年代起，武汉植物园投入10余年深度参与四湖地区农业综合开发；之后，围绕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生态安全保障需求，持续开展长期生态监测与修复研究，助力实现“一渠清水永续北送”，为守护国之重器生态安全、筑牢长江流域水生植物多样性屏障贡献了重要力量。
✧科普惠民，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承办第八届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
深耕学科结出的果实，不仅写在论文里，也要被公众看见、被社会共享。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武汉植物园把“植物与人居环境”“生物安全”“水与人类健康”三个主题做成了常年不断的科普内容：从承办全国科学实验展演汇演、中国科学院科学节、湖北省科普亮宝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大型科普活动，到楚杉科普讲堂、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分营、自然教育课程，每年有络绎不绝的公众在这里认识植物、了解自然。
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这里是那道看得见的门。作为国家级科普教育阵地，武汉植物园把实验室里的植物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可感知、可参与的科普体验：园区年接待公众突破110万人次，先后斩获国家、中国科学院、省部级科普基地称号及各类成果奖励合计30余项，累计出版《植物里的中国故事》等科普书籍40余部，获得央媒报道超120次，全平台科普宣传总曝光量超五千万次。从线下沉浸式自然体验到线上全域科学传播，这里真正让深藏在实验室里的植物科学，走到了大众身边。
三、高筑平台，打造利器
中国一津巴布韦农业生态与经济作物“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七十年来，武汉植物园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创新平台：2006年发起成立“东亚植物园网络”，成为首任总协调员单位；2010年，获批国家猕猴桃种质资源圃，成为中国科学院首个国家级种质资源圃；2024年起牵头建设中国-津巴布韦农业生态与经济作物“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2025年参与建设“植物多样性与特色经济作物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湖泊与流域水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
自2022年起，武汉植物园持续推进武汉国家植物园创建，目前已列入国家植物园候选园名单，创建武汉国家植物园也已列入《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器，既是设施，也是空间，更是人。如今的武汉植物园，磨山园区承担迁地保护与科学传播，光谷园区承载科研与创新，肯尼亚园区联通国际合作，一园三区、各有侧重；与此同时，一支覆盖植物学、生态学、园艺学等多学科的人才梯队加速成长，为持续创新提供了坚实支撑；一批来自中国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优秀学生从这里起步，成为科研与生态保护的新生力量。
四、兼容并蓄，合作共赢
2025年，《肯尼亚植物志》（兰科）作为国礼赠送肯尼亚总统
从一园之内到万里之外，武汉植物园把合作的半径推向了世界。
开放，是植物园与生俱来的属性。建园以来，武汉植物园先后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建立起交流合作关系，合作形式从种质资源交换、联合科考，延伸到人才互访与学术共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从牵头区域性的植物园网络，到2007年承办世界植物园大会，从牵头编制《非洲粮食-水资源-环境保护与发展科学行动计划（2026—2030）》到牵头酝酿成立非洲生物多样性科学联盟（ABSA），武汉植物园在国际植物多样性保护舞台上，正从参与者变为贡献者。而真正让这份影响力扎下根的，是万里之外的东非高原。
作为中国政府在境外建设的第一个综合性科教机构，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汇集了来自中国20余家科研单位的科研力量，以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等16个非洲国家、20多家科教机构的科研队伍，围绕生物多样性研究、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灾害预警和现代高值农业等开展科研合作，成为中肯、中非科技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示范基地。
十三年艰辛耕耘，十三年筚路蓝缕，这份工作也收获了国家层面的认可：中-非中心的工作连续四次纳入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并两次写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白皮书。先后与国际组织（机构）联合举办中非科技创新促进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等各类国际学术交流会议。非方主任罗伯特·吉图鲁教授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及中国科学院“国际科技合作奖”。
2023年，中-非中心主持编研的《肯尼亚植物志》首部分册（茜草科）出版，获肯尼亚总统威廉·鲁托高度评价；2025年4月，第二部分册（兰科卷）被遴选为国礼赠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鲁托总统，被肯媒誉为“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旗舰成果”，并列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落实清单》。
此外，中-非中心牵头并联合多国学者在《自然》杂志发表揭秘猴面包树属植物演化历史的研究论文。同时，中-非中心牵头实施的科学研究计划“东非水塔计划”被列入“联合国科技十年”项目清单。
中-非中心把中国农业技术送到肯尼亚田间，并推动中国科学院自主知识产权的葡萄品种首次在当地实现鲜食葡萄商品化种植，把中非科技合作的成果实实在在落到民生实处。
从东湖之畔到东非高原，武汉植物园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也写在了世界需要的地方。
五、扬帆远航，筑梦未来
岁月变迁，初心如磐。
求实、探索、开拓、创新。这八个字，写在园史的第一页，也写在每一代武汉植物园人的脚下。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一员，武汉植物园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国家需要什么。答案是：需要有人守住生物多样性的底线，就有人年复一年地上山考察、下湖监测；需要有人把种业安全的命脉攥在自己手里，就有人用四十年把一颗猕猴桃做成一条产业链；需要有人为大国工程的生态安全兜底，就有人守在库区和水源地一守就是二十余年；需要有人服务“一带一路”科技外交，就有人远赴非洲拓荒并筑起对非科技合作的国家平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武汉植物园将继续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筑牢根基，在特色农业资源植物可持续利用上持续突破，在水生植物与流域生态安全上久久为功，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建成高水平、有特色、具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植物园，为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下一个70年，愿中国的江河湖岸、山野田间，仍有武汉植物园人种下的那片绿；愿这抹绿越过山海、远播全球，在“一带一路”的田野上，长成共生共荣的风景。
